原文出处：胡美馨.理雅各《春秋》英译“以义解经”跨文化注疏特征研究[J].外国语,2024,47(4):91-101.

1.《春秋》经学中的“以义解经”

《孟子》指出，孔子作《春秋》是出于对社会问题的现实关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注疏·滕文公下》）出于这样的现实问题观照，《春秋》“善善恶恶”（《史记·太史公自序》），以求“拨乱世，反之正”《史记·太史公自序》，其历史书写方法则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笔则笔，削则削”，“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其“一字褒贬”式的语言带来了“微言大义”式的《春秋》笔法（曹顺庆 1997：101-102）。以“春秋三传”为典型代表的《春秋》注疏所阐释、建构的“《春秋》大义”之要是政治伦理之“义”，核心目的在于为社会治理者提供“资治通鉴”（同上：102-103），“以义解经”也成为《春秋》意义诠释与建构的重要策略。

由于《春秋》及其传解文献对中国传统史学、经学的重要影响，“微言大义”阐释性话语范式成为中国传统话语的重要构成部分。《春秋》等儒学经典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基因性源头活水，所蕴含的经义阐释话语范式是中国传统话语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Jullien 2000）的重要“地方性知识”（Geertz 1983），对这样的中国经典地方性知识的跨文化译介，有助于突破西方现代话语长期霸权地位所带来的全球话语单一性困境（胡美馨 2018），对推动当下中外文明互鉴、促进世界话语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就《春秋》而言，其所建构的“大义”对当今世界国与国相处之道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2.注疏传统对中国经典外译的意义

《春秋》“大义”被历代经学家结合时代需要，不断阐释、建构、发展，形成数量众多的《春秋》注疏文献，其中的“春秋三传”作为建构、传承《春秋》经义的重要注疏文献，也被列入“十三经”。这样的经典注疏是中国传统经学的重要学术方法，它通过传、注、疏等手段，在不同时代持续建构了既基于前人经解、又对接历史语境的经义，形成了与时代对话、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经义建构范式（Henderson 1991）。中国注疏所建构的经义、其经义建构的话语范式对历代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也形塑了中国传统经学话语，成为历代传承、生生不息的中国经典所承载的、区别于他国经典的重要“地方性知识”（胡美馨 2017，2018， 2019）。离开这样的注疏传统谈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就难以触及经典的核心意义；脱离经学话语范式谈中国经典翻译，就失去中国传统话语根基，难以将中国经典进行深度传译（胡美馨 2018）。以《春秋》为重要源头、以《春秋》传解为重要建构与传承路径的史学话语范式对中华传统史学、对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史学话语区别于其他国家与民族史学话语的重要“地方性知识”。

因此，在中国经典外译中，有必要将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加以跨文化表达，弥合文化之间的距离（王克非 2014），彰显其对突破全球现代理性话语单一性困境的意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深远意义。这既是促进世界对中国话语体系的认知的需要，也是推动世界话语多样性发展的需要。

要对这种地方性知识加以跨文化传译，需要开展深度翻译（Appiah 1993），以诠释性、语境化的意义协商，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文化异同，并理解这些异同又是出于什么角度的观察结果（Hermans 2003: 386）。就《春秋》外译而言，为充分传递出其所承载的中国文化话语内涵与形式，需要考虑如何既能传递“微言大义”的经义内容及其话语建构特征，又能合理表呈中外文化差异。

3.研究对象与文本

19世纪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里程碑式汉籍英译扛鼎之作——五卷本《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的翻译及其注释兼顾中国经学传统与西方文化语境，是促进中西文化深度对话的典型案例。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奠基之作，《春秋》被理雅各纳为《中国经典》的第五卷。理雅各“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以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王韬 1994：316），其《中国经典》汉籍英译提供长篇绪论与“经 文 辩 读”式的巨幅注释，至今仍被视为儒家经典学术型标准译本，“为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提供了更直接的线索”（杨慧林 2011：194），发挥着让世界了解中国儒家经典的典范作用（张西平、费乐仁 2011：25）。近些年学者们研究了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的义理诠释特征（丁大刚、宋莉华 2015；陈逸鸣 2022等），解读了晚清儒家学者如王韬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丁大刚、宋莉华 2020）。相关研究既有理论建构，也有文本分析，成果多元，但较少通过与中国注疏的深入比较来解读其跨文化经义重构。也有学者肯定理雅各的经注策略（金学勤 2015等），并对其副文本进行翻译社会学研究（刘华文、叶君武 2016等），但鲜少深入分析《中国经典》学术型标准译本的重要经验——充分体现中国经学传统的跨文化注疏。虽有研究解读了其《诗经》跨文化注疏特征（胡美馨 2016，2017，2018，2019），但尚未深入解读理雅各对中国传统史学奠基之作《春秋》的“以义解经”跨文化注疏特征。

本文结合具体文本案例，解读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卷《春秋》英译注疏的“以义解经”特征，讨论其跨文化诠释得失，思考其对中国典籍“走出去”的学术路向启发。《中国经典》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多个版本，我们选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本。它综合了前有版本内容，并补充了当代学者导论。该版本《中国经典·春秋》含前言2页、绪论147页、正文翻译及注释863页、索引69页，以阮元审校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等为主要底本（理雅各 2011b：Prolegomena 136），共参考《春秋》传统注疏57种（同上：Prolegomena 136-147）。

4.理雅各《春秋》译释中的“以义解经”特征

4.1 《绪论》对“以义解经”阐释范式的介绍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绪论共四章147页：第一章“《春秋》的本质与价值”、第二章“《春秋》年表”、第三章“春秋时期的中国——疆域关系；社会动荡；主要封国的崛起与侵占；周边蛮夷”、第四章“重要参考文献”。其中第一章重点讨论了《春秋》的成书背景、学术地位与重要影响，评论了《春秋》的历史书写特征——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春秋》“大义”。

4.1.1突出《春秋》历史书写的“大义”要旨建构

理雅各《绪论》开篇第二段引用《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1) ‘The world,’ he says, ‘was fallen into decay, and right principles had dwindled away. Perverse discourses and oppressive deeds were again waxen rife. Cases were occurring of ministers who murdered their rulers, and of sons who murdered their fathers. Confucius was afraid, and MADE THE CH‘UN TS‘EW.’（理雅各 2011b: Prolegomena 2）

理雅各这一引用指出了礼崩乐坏背景。他接着指出《春秋》写作要义在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2) Confucius completed the Ch‘un Ts‘ёw, and rebellious ministers and villainous sons were struck with terror.（同上）

他又引用《孟子·离娄下》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3) The subjects of the Ch‘un Ts‘ёw are Hwan of Ts‘e and Wǎn of Tsin, and its style is the historical. Confucius said, “Its righteousness decisions I ventured to make.”（同上）

理雅各同时设置小节旁注“孔子对《春秋》大义的论述”（The saying of Confucius that he had made the righteous decisions in the Ch‘un Ts‘ёw），直接指出孔子本人也认为其作《春秋》，旨在“大义”（同上: Prolegomena 4）。

对于理雅各来说，这种“大义”极难理解，好比戈尔迪之结那么难以解开。

(4) We examine it in vain for any ‘righteous decisions’…This difficulty is a Gordian knot which I do not see any way of untying.（同上）

他“但愿可以彻底否定《春秋》的天才之处，切除这一难解谜团”：

(5) I have often wished that I could cut it by denying the genuineness of the present Ch‘un Ts‘ёw altogether.（同上）

虽然如此，理雅各仍明确指出毋庸置疑的是，《孟子》所言的“大义”对该经典的阐释产生了十分重大（a most powerful）的影响：

(6) There can be no doubt, however, that the expression in Mencius about ‘the righteous decisions’ has had a most powerful and pernicious influence o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同上: Prolegomena 5）

理雅各虽然认为这种影响未必有利(pernicious)，但充分表述了“大义”对《春秋》、对孔子地位的重要影响。他引用“最早传注《孟子》的”赵歧在《孟子·离娄下》注疏中提出的“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因《春秋》而为“素王”：

(7) Chaou K‘e, the earliest commentator on Mencius, explains the passage as intimating that the sage in making the Ch‘un Ts‘ёw exercised his prerogative as ‘the unsceptred king’.（同上）

“素王”是什么呢？《庄子·天道》云：“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西晋郭象对此“素王”解注云：“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 也就是说，“有圣德而处臣位者为素王”（曾亦 2019：79）。西方读者虽然未必能理解“素王”在中国文化中“其道为天下所归”的教化意义，但理雅各将其翻译为“unsceptred king”，意为“不持权杖的君王”，描绘出孔子因《春秋》“大义”而得到的社会认同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4.1.2呈现传统《春秋》注疏的“以义解经”特征

理雅各在《绪论》中突出介绍了《春秋》注疏的“以义解经”传统。他指出，《公羊传》《谷梁传》以降，众多经学家在阐释《春秋》时，都要在近乎每段文字中解读出“大义”。

(8) Hundreds of critics, from Kung-yang and Kuh-Lёang downwards, have tried to interpret the Classic on the principle of finding in almost every paragraph some ‘righteous decision’.（理雅各 2011 b: Prolegomena 5）

理雅各充分了解《春秋》注疏文献数量之丰（理雅各 2011b: Prolegomena 16-17），其《春秋》翻译与注疏参考了大量相关注疏文献（理雅各 2011b: Prolegomena 136-147）。在此基础上，理雅各在《中国经典·春秋》翻译的注疏中选择了全文翻译《左传》，是将《左传》作为《春秋》的传注。《绪论》第一章第四节“早期《春秋》三传”（THE THREE EARLY COMMENTARIES ON THE CH‘UN TS‘ЁW）第一小节的标题是 “《左传》”(The commentary of Tso)（同上: Prolegomena 22），明确告知读者《左传》是较早出现的三个《春秋》传注之一，而不是独立于《春秋》的史学作品。而且理雅各认为，《春秋》三传中，首要的是汉代被发现的《左传》，其他传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9) Of the three early commentaries the first which made its appearance in the Han dynasty, and incomparably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at of Tso, or of Tso-k‘ёw.（同上）

这或是因为其对历史书写规范的理解。理雅各认为历史书写至少应该具备两个特征。

其一是将事实编写成生动叙事，梳理其相互关联，并通过解读人物的行为动机，提供能够引领、指导后世大事的经验教训：

(10) he must weave his facts into an interesting narrative, trace their connexion with one another, and by unfolding the motives of the actors teach lessons that may have their fruit in guiding and directing the course of events in future generations.（同上：Prolegomena 3）

其二是历史书写应该充满活力、文笔优美；作者的判断应该精准区分、不偏不倚、综合全面：

(11) The making of history should be signalized by the vigour and elegance of the composition, and by the correct discrimination, impartia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author’s judgments.（同上）

而理雅各认为《春秋》书写并不符合这些标准，因为“其叙事短得不能再短……全无细节”（a congeries of the briefest possible intimations of matters... No details are given）（同上），也“没有任何作者评判观点”（without…the slightest indication of judicial opinion on the part of the writer… no judgment is expressed）（同上）。出于这样的历史书写范式理解，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在译释中全文翻译了“春秋三传”中长于叙事的《左传》全文，其余注疏文献则是根据需要，选择性引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雅各忽视传统《春秋》经学的“以义解经”阐释范式。相反，理雅各的译注除了全文翻译《左传》，也结合《春秋》具体文本解读需要，大量翻译了《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等其他重要注疏，并加以长篇解读评论，形成详尽的《春秋》跨文化注疏。《绪论》第一章虽然批评《春秋》叙事太简、“褒贬”之义不易理解，但其“附录一”以“隐公元年一章”“桓公十有一年四章”等22个《春秋》章节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注疏为例，提供了强调“褒贬大义”建构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丰富样例。理雅各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原文左右并排，再在其下方，将两者的英译左右并排（样例见图1）。

图1.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绪论·附录一”图例

通过这些章节样例，理雅各向读者呈现了《公羊传》《谷梁传》等重要《春秋》注疏的“以义解经”策略，有助于读者理解以“春秋三传”为典型代表的传统《春秋》学突出的“以义解经”诠释范式。

4.1.3 指出《春秋》“大义”意义建构的深远影响

理雅各认为《春秋》“大义”对中国历史书写产生根本性影响，大多数中国历史书写现在依然以《春秋》与《左传》为典范。

(12) A great part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the country continues still to be modelled after our Classic and the Chuen of Tso. （同上：Prolegomena 51）

理雅各指出，这种影响表现有三。其一体现在历史书写的命名上，如周代以后与孔子《春秋》关联甚少的某类历史文献都被命名为“春秋”，如《吕氏春秋》《楚汉春秋》等等（同上）。其二体现在写作范例上，哪怕这些历史文献并不以“春秋”为名，如《汉纪》。其三体现在这些历史书写都旨在资鉴，到了宋代它们被称为“通鉴”（General Mirrors），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典型案例；或被称为“通鉴纲目”（General Mirrors, with Summary and Details），以朱熹《通鉴纲目》为典型案例，其中“纲”（summary）相当于《春秋》经，“目”(details) 相当于《左传》。(同上：Prolegomena 52)

理雅各继而指出，《春秋》对历史书写的这种影响强化了《春秋》对政府、对民众品格的陶铸作用：

(13)…that influence has aided its moulding power on the government and character of the people.（同上）

此外，理雅各还认为《春秋》“大义”深刻融入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他指出，中国人在学习该经典时，几无可能不受“褒贬”学说影响；这一理论在儿时学堂里记诵《三字经》时就已学得，也在后续大多数学习中不断得以施加。

(14) It is hardly possible for a Chinese to cast off from his mind the influence of this ‘praise-and-censure’ theory in studying the Classic. He has learned it when a child by committing to memory at school the lines of the ‘Primer of Three Characters,’5 and it has been obtruded upon him in most of his subsequent reading.（同上：Prolegomena 6）

在以上论述中，理雅各对《三字经》相关内容的脚注是“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see the 三字经, II 79, 80”（同上），直接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春秋》“大义”之核心是“寓褒贬，别善恶”。

理雅各通过这些讨论向西方读者表明：虽然他难以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大义”是中国传统经学对《春秋》意义建构的基本定位，而且对中国的史学传统、治国理政、民众品格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4.2 “以义解经”译注：“西狩获麟”为例

理雅各对《春秋》的翻译与译注内容包括：《春秋》及其相应的《左传》全文、《春秋》英译及其相应的《左传》全文译文、基于历代《春秋》注疏及其他相关文献的字词训诂和注疏引述、理雅各的评论案语。样例见图2。

图2. 理雅各《春秋》英译注疏排版图例

理雅各的译、注体例全书一以贯之，研究其中的典型案例，可以见微知著，深入解读理雅各跨文化注疏话语特征。“西狩获麟”作为《春秋》末篇，历代《春秋》学文献对其有丰富的意义建构，是传统经学建构、发展《春秋》经义的典型案例；理雅各对其也有详细注疏，可被视为是理雅各《春秋》译注的典型个案。下文将“西狩获麟”理雅各译注与《春秋》传统注疏进行比较“文本辩读”(杨慧林 2011:192)，以《春秋》传统经义及其意义建构话语范式为“地方性知识”参照，分析理雅各《春秋》英译注释的“以义解经”特征。

理雅各对“西狩获麟”的翻译与注疏内容包括：（1）《春秋》原文（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和《左传》全文（左傳曰，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2）以上《春秋》和《左传》文本英译。（3）字词训诂：“西”“狩”“麟”。（4）基于《家语》《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钦定春秋汇纂》《四书章句》的注疏引述。理雅各的评论案语则贯穿于字词训诂和注疏引述中，体现出鲜明的“以义解经”《春秋》跨文化注疏策略。

4.2.1“以义解经”的字词训诂

对于“麟”是否《春秋》相关训诂所说的动物，理雅各有所存疑。他引用了卫三畏，指出“麟或是雌性独角兽，又或只是某种藏马”：

(15) Williams says,‘Lin, the female of the unicorn. The idea of the Chinese unicorn may have been derived from a one-horned Tibetan equine animal.’（理雅各 2011b：834）。

但他认为难以确认麟到底是什么动物，“或许世上根本就没有中国辞书编撰者、学者们所描述的、所津津乐道的这种动物”：

(16) We may be sure there never was such an animal as the lexicographers and scholars of China describe and delight to dwell upon.（同上）

他甚至“怀疑这一段并非出自孔子笔下”：

(17) I doubt whether this paragraph be from him at all.(同上)

虽然如此，但理雅各在字词训诂中尽其所能表达了中国传统经学对“麟”的“大义”建构。在字词注疏中，理雅各重点解释了“狩”。他指出，“狩”一般是指“冬猎”(the name of the winter hunt)，该词“用于此很恰当”（used here appropriately）,因为“周历的春季大部分时间在天候上实是冬季，也是夏历中的冬季”（because the greater portion of the spring of Chow was really in the natural winter, or that of Hёa）（同上）。“冬猎本是寻常事儿，记载于此，应该是因为获麟这一件不寻常的事儿”：

(18) The winter hunt was such a regular thing, that we can suppose it to be mentioned here only because of the unusual circumstance of the finding the lin.（同上）

为什么这件事儿“不寻常”呢？理雅各告诉读者：早在公元之初，麟就已被视为祥瑞。

(19)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he lin had thus become the name of a fabulous animal.（同上）

理雅各在此通过“公元之初”时间表述，明确表达出：“麟”的“不寻常”（unusual）意义建构由来已久。其后理雅各又指出，“麟”这一意象最早出现于《诗经》第一部分第一卷第十一首诗，该诗用麒麟的足蹄、额头、肉角来比喻文王的儿子们：

(20)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it is in the She, I. i. ode XI, where the sons of king Wǎn are compared to its feet, its forehead, and its horn. （同上）

根据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的目录，“I. i. ode XI”这一首诗为《周南·麟之趾》（理雅各2011a: CONTENTS vii），“麟”在该诗中被用于颂扬周文王的子孙品德高尚。

他引用《尔雅》描述其外貌“麕身，牛尾，一角”（having the body of an antelope, the tail of an ox, and one horn）(理雅各 2011b：834),并引用《说文》指出“麒麟”是“仁兽”：“公元100年出版的最早辞书《说文》云：‘麒麟，仁兽也，马身，牛尾，肉角；麟，牝麒也。’”

(21) The Shwoh-wǎn, the earliest dictionary, published A. D. 100, says,‘The k‘e-lin(麒麟; k‘e is the name of the male, and lin that of the female) is a benevolent animal, having a horse’s body, and ox’s tail, and a horn of flesh.(同上)

由上可见，虽然理雅各认为或许世上并不存在“麟”这种动物，但是他通过引用《尔雅》《说文》等中国传统字典、重要中国经典《诗经》对“麟”的“仁兽”意义建构，忠实呈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麟”是一个被赋予“仁”的意义的文化符号，承载着特殊的“经义”。这种经义跨文化注疏特征也体现在理雅各对历代《春秋》注疏的引述中，详参下一节论述。

4.2.2“以义解经”的注疏引述

理雅各在《春秋》译注中引用了大量《春秋》历代注疏文献，其为“西狩获麟”所引述的历代注疏主要包括《左传》相关叙事全文、《公羊传》《谷梁传》相关注疏、《家语》相关章节、《钦定春秋汇纂》所引用的朱熹《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三春秋）相关章句。通过这些注疏引述，理雅各充分阐释了中国传统注疏文献对“西狩获麟”的经义建构、“西狩获麟”在《春秋》书写中的特殊意义。

理雅各指出“西狩获麟”的重要意义在于：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孔子《春秋》终笔于此。《公羊传》和《谷梁传》也确实止于“西狩获麟”。

(22) The importance attaching to it arises from the circumstance that with it the Ch‘un Ts‘ёw, so far as it is the work of Confucius, is all but universally believed to terminate. The editions by Kung-yang and Kuh-lёang, indeed, end with this.（同上）

理雅各也指出《左传》在“西狩获麟”之后还续编了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孔子的学生们依据《春秋》体例续写至哀公十六年，即孔子去世之年；其二是左氏以自己风格书写的、从哀公十七年至悼公四年的历史(同上)。理雅各在“春秋三传”中选择了《左传》加以完整翻译，但用不同字号排版孔子学生从“西狩获麟”续写至哀公十六年的内容，以区别于孔子编写的《春秋》（同上：834, 840-843）。因此理雅各仍是把“西狩获麟”作为《春秋》叙事的“终点”。

由于“西狩获麟”被认为对《春秋》终笔有重要意义，理雅各认为有必要简略解读人们迄今仍坚信的‘获麟’与《春秋》写作之间的联系。

(23) A few remarks are still necessary on the connexion which has been and is maintained betwee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ext.(同上：834）

对这一问题，不同学者有着不同观点，理雅各在译注中把不同观点都加以呈现，形成多声部赋格（胡美馨 2016），向读者表明了经义建构并非只有一个声音，而是具有对话性、开放性。

其一是呈现“感麟而作”观点：杜预及其一众追随者认为，孔子见麟，十分感伤，遂立志著《春秋》。

（24）Confucius, say Too and a host of followers, was so impressed by seeing the lin, that he immediately formed the purpose to compile the Ch‘un Ts‘ёw.（理雅各 2011b：834-835）

其二是呈现“绝笔于麟”观点：解诂《公羊传》的何休及其同样为数众多的追随者认为，孔子写完哀公十三年，见麟，乃绝笔于此。

(25) Ho Hёw, the glossarist of Kung-yang, followed also by many others, says that he had finished the work to the end of Gae’s 13th year, and abandoned his stylus, when he saw the lin. （同上：835）

对此二者，理雅各认为“都仅是猜测”（Both sides have nothing but their own conjectures to go upon）（同上），对这两种观点都不以为然。

其三是呈现“两者因果关系难以确认”的观点。他分析了康熙时期的相关《春秋》传注文献，认为康熙时期的汇纂者并不认同前一观点,他们引用朱熹观点，来表达自己的评价：“《春秋》获麟，某不敢指定是书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时，被人杀了，是不祥。意谓感其不祥而遂绝笔，则亦非无所寓意。”

(26) The K‘ang-he editors intimate their dissent from the former view, and quote with approbation the opinion of Choo He: -‘I do not dare to pronounce any decision whether it was the completion of the book which moved the lin to come, or whether it was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 which moved Confucius to compose the book. It may, indeed, be presume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the creature at a time not proper for it, and its then being killed, was altogether an inauspicious thing; and if the sage then laid his stylus aside, we may be assured he meant thereby to intimate something!’ (同上：835)

理雅各引用朱熹，是要呈现中国传统注疏中两者因果关系难以确认这一观点。虽然因果未明，但理雅各引用这一内容，则体现出对“西狩获麟”特殊意义的关注。该引文出自康熙时期（K‘ang-he editors）相关《春秋》传注所引用的《朱子语类》内容。多数版本的《朱子语类》该部分内容为“《春秋》获麟，某不敢指定是书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时，被人杀了，是不祥”，没有最后一句“意谓感其不祥而遂绝笔，则亦非无所寓意”。为找出理雅各引文的可能原文，我们查证了理雅各参考的不同经注文献，发现其第42号参考文献、清代顾栋高编撰的《春秋大事表》（理雅各 2011b: Prolegomena 143）相关内容包含“意谓感其不祥而遂绝笔，则亦非无所寓意”这一句，与理雅各本处引文内容一致，或是理雅各引用来源。理雅各引文在不同版本的《朱子语类》中选择了这一版本，进一步突出了孔子“西狩获麟”书写“非无所寓意”，而是具有特殊寓意。

在引述以上历代注疏对“麟”的意义解读、建构时，理雅各并未确认“西狩获麟”与《春秋》成文之间的关系是“因麟著书”还是“因书感麟”。但是，理雅各通过对这几个主要注疏的引述，向读者呈现了中国传统经学中的不同文献对“西狩获麟”意义的建构，体现出中国传统经学对“西狩获麟”与《春秋》写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诸多不同论述。这些论述观点多元，其意义建构呈现出典型的多声部赋格特征，反映出“西狩获麟”是传统《春秋》学经义建构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也反映了“西狩获麟”被认为对《春秋》书写具有特殊意义——无论“因麟著书”还是“因书感麟”，都是基于中国传统经学赋予“麟”的“仁”的意义。而理雅各通过引述《家语》，已明确指出“麟之至，为明王也”，“麟”是社会大治的象征，呼吁礼崩乐坏的社会重建和谐秩序。

理雅各这样的《春秋》跨文化注疏，折射出传统《春秋》经学在“西狩获麟”上所建构的“善善恶恶”以求“拨乱世，反之正”、“文约指博”“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传递出了中国传统《春秋》学“以义解经”的特征。

五、结语

《春秋》传统注疏重视阐释“微言大义”，其“以义解经”的话语范式成为中国传统《春秋》经学突出的地方性知识。理雅各《春秋》英译跨文化注疏充分传递了这种地方性知识：他引用中国传统经典及其注疏文献，阐释了《春秋》历史书写的“取义”要旨，介绍了传统注疏对《春秋》经义的多维度阐释与建构，指出了《春秋》经义内容与话语范式对中国历史书写、治国理政与民众品格的深刻陶铸，并在译注中通过字词训诂和注疏引述传递“微言大义”。

理雅各《春秋》“以义解经”的英译注疏兼顾中国经学传统与西方文化，是对中国经典的跨文化注疏。其跨文化注疏以传统经义内容及其注疏话语范式为参照，深度融合中国传统经学的经义主题与注疏方法，有效传递了《春秋》经学的“以义解经”特征。其经验表明，结合中国传统经学话语范式，对中国经义地方性知识加以世界性表达，是可能的。有鉴于此，在典籍译介中，可重视对经义观点、注疏话语范式等方面的跨文化表达，适当开展中外文化比较，探求中国经典地方性知识世界性表达的有效路径，以求既充分传递中国经典的“地方性知识”，又使其能与世界有效对话，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做出贡献。

注释

[1]希腊神话“戈尔迪之结”，能解开此结者可为亚细亚国王。

[2]本文对理雅各所引用的《孟子》等经典文本的翻译遵照相关中国经典文献，其余语料的英汉翻译则均由本文作者完成。

[3]据《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的（东周）庄周撰、（西晋）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10卷），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明世德堂刻本。

[4]理雅各原文中的汉语为繁体，本文将其作为语料引入，保持其原貌。

[5]理雅各将《说文》定为“最早辞书”，或与《尔雅》常被认为是辞书之祖有所出入。本文语料翻译保留理雅各原文观点。

[6]译文根据《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的《春秋大事表》之《春秋三传异同表卷四十二》中的“春秋絶筆獲麟論”，编者顾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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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美馨, 伟德国际1946官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儒学经典跨文化传播话语研究、外语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浙江省 领军人才，浙江省高校创新领军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浙江省哲社规划重点项目等多项。主持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主持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等教学项目多项。在《外国语》《中国翻译》等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西儒经注中的经义重构——理雅各<关雎>注疏话语研究》等著作3部。